清朝末期，西医东渐，中国医界从开始被西医精湛的手术吸引，到后来全盘西化、试图全面“废除中医”，中医与西医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正面碰撞，针对此种情况，当时的八婺医家主张“融洽中西”，共同发展；提出汲取西医知识为我用，提倡中西汇通，形成八婺汇通学派。其中张山雷、陈无咎为学派的领军人物，并被张平主编的《浙江中医药文化博览》列为浙江中西汇通派的代表。本文就张山雷先生的中西汇通思想作一探讨。
张山雷生平简介
张山雷（1872—1934），名寿颐，一名寿祥，原籍江苏嘉定，后定居兰溪。是近代著名的中医文献学家、中医教育家和临床家。张山雷先生为晚清庠生，后因母病风痹，经常迎医问药，遂弃儒学医。早年先学内科杂病，后拜疡科名医朱阆仙先生为师。先生对经典医籍，及历代医家学说均有深入研究，对本草、药物的诠释研究及对针灸铜人的经穴骨度，亦有精深的造诣。其著述之丰富和学术经验之广泛，为近代中医药名家之翘楚。
张山雷先生主张“融洽中西”，认为“中西两说，俱有至理，止可合参，而必不可废者矣”，“当挹取他族之精华，籍以纠正旧学之未逮，庶可折衷一是”。为革新医学，融汇中西、发扬祖国医学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的学术阐论与临床诊疗，与张锡纯有“南北二张”的称誉，为清末民初“衷中参西派”的名家。此外，张山雷先生积极投身中医教育，在兰溪中医专门学校任教15年，先后共办学12期，毕业学生达600余名，其中西汇通思想对八婺医学造成了深远影响。
中西汇通思想学术渊源
清末民初时期，西方医学在我国的传播加快，中医日受排挤，张山雷业师朱阆仙先生感叹我国习医，漫无定轨，流弊极多，乃自出家资，于1914年筹设中医学校于黄墙家塾，并委任先生为教务主任，制订教学规划，编纂课堂讲义，从事教育工作。山雷先生受其影响认为：“兹者吾师创兹医校，开辟宗邦千古未有之奇局，昭示后来悠久不易之正宗，体大思精，愿弘气壮。颐虽樗材，敢不本其所 学，竭尽愚忱。用效土壤细流于百一乎！”参照西方科学，树立了以现代课堂教育以振兴中医的志愿，并为之奋斗终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先生立志振兴中医，对历代医籍均有深研，认为中医数千年来，名贤继起，著作如林，自清初以来，医学中更多通品。然其间有的说理未尽透彻，有含意未申之处；且医之与其他学说不同，辩证有伪，选药必悖，为功为罪，捷于桴鼓。因此在编写教材，著书立说时注重博古通今，重视对知识的融会贯通，相互印证。时值西洋医学在我国广泛传播，引起中医界的普遍重视，张山雷先生广泛参考合信氏的《全体新论》，结合临床实践，吸收西医的生理解剖知识，对中医相关知识进行考订。并编写了《合信氏全体新论疏证》。再者，先生还吸收了当时的中西汇通思想，据余瀛鳌考证，先生所求教的老师中，较为重要的一位是张士骧先生，士骧先生又是唐容川先生的弟子，曾与唐氏以问答形式撰写《本草问答》。先生临证与本草著作，多有沿袭并有发挥，可见先生对中西汇通医家唐容川的学说有研究颇深。《合信氏全体新论疏证》的第二十二节提到：“同治间，蜀人唐容川氏，创论三焦油膜，为运水之道。近之谈医者，咸宗是议。以两肾藏在油膜之中，故为此说，实亦理想之言，于理差为近是耳。下文所谓回血总管叠积肾内云云，语亦不甚显豁。总之由回血管导水入肾，以归输尿之管，直入膀胱，则无可疑耳。”对唐氏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妇科方面，张山雷对与金华有深厚渊源的著名医家王孟英校订的《沈氏女科辑要》颇为推崇，认为该书“精当处勘透隐微，切中肯綮，多发前人所未发，实验章章，始觉轩爽豁目”“虽仅小小两册，大有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之妙”。王氏在校订《沈氏女科辑要》时，参考吸收了合信氏的《全体新论》西学胎孕诸说理论，并认为这些理论“说理最精，并非虚揣空谈”。而这也在一个侧面对先生的中西汇通思想产生了影响。此外，先生还曾对日本“皇汉医学”的中西医汇通思想进行研究，并编撰了《皇汉医学评议》一书。
生理解剖中西合参
先生倡导融洽中西的思想，主张吸取西医学中的科学知识来丰富中医学术内容，认为：“生理解剖必须中西合参，借征西化，欲阐病源，须明生理、骨骸之枢机，气血循行，脏腑之体用。吾邦医籍，但详其理，未尽其形，虽然一由心里而体夫真情，一由目睹而穷其状态，吾究其理，彼究其形，互有专长，岂宜偏重”。并专门编写相应解剖生理学教材，引用英国医生合信氏《全体新论》逐段加以疏证，编辑成《合信氏全体新论疏证》，并引导学生向中西医结合方向努力进取。认为“当挹取他族之精华，籍以纠正旧学之未逮，庶可折衷一是”。此书疏证部分富含大量中西汇通思想，如脊骨一节：“（疏证）中医言脊骨，共为二十一节。西书则云二十四节，其所以不同之故。似乎中土之人，向来认作颈骨止有四节，而不知颈部实有七节。此则剖解尸骸，向为中国所不许。故中土之人，恒不能洞悉其真相，不得不从西人之说，藉资参证。且中医谓大椎为脊骨之第一节，以下数至尻尾骨，当为二十一节。其实项后正中，扪之可得之大椎，乃是颈骨之第六节。此节之下，两旁尚无肋骨，更下一节，则第一肋骨即在其下，自大椎数至第十二肋骨以下之节为止，计得十有四节。又其下为腰骨五节，脊骨至此而止，则仅有十九节，不能符二十一之数，必合大椎以上二节计之，乃有二十一节。殊不知大椎以上，实有五节。但第一节紧接枕骨之下，后之正中乳头骨突起，尚不甚显。而第二节以至第五节，则后面正中，及左右两旁，实皆有乳头形之骨突出。所以使筋肉节节维系，以便于顾盼俯仰。但颈项之肌肉无多，故第二至第五节，三面乳头形突起之骨，亦不巨大，则项后扪之，不可得见。至第六第七两节，已及肩背，筋肉渐丰。则后面及左右之乳头骨，其形皆高耸而大，在项后乃扪之可得。吾国医学，遂误谓此扪得之骨，为脊骨之第一节。实不知项后耸出之骨棱，至此已是第六。特其上之五棱，较为深藏而不露耳。此东西学者所绘图形，及所塑骨模，皆相符合，不可诬也。”除根据西学生理解剖之实际，以科学态度纠正古人不符合客观的论述外，还对中西医解剖生理不同之处进行了汇通解释，实属难能可贵。
妇科引新学以释生理病机
先生认为“西学以解剖为实验，显微有镜所见最真。”常引证新学、力僻其非，弥补对妇科病理解释之不足。因妇科教学需要，先生结合二十余年的临床经验，融汇西方医学的理念和观点，精选《沈氏女科辑要》进行修订，对这部书进行逐条阐述，反复剖析，更改编撰体例，加入自己的独特的理解，以为笺证之意。
《沈氏女科辑要》为清代医家沈尧封（字又鹏，浙江嘉善人）所辑，成书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后由王孟英加按语，初刊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沈氏女科辑要》辑录了历代有关妇产科的经典之论，突出了中医妇产科证治的学术观点和思想方法，内容简洁而实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到了极高的赞誉。刘卓斋序曰：“今幸得沈尧封先生《女科辑要》两卷，展读数遍，议论透辟，体会入味，均皆尽善，足补前人所未及，诚可宝也……”王士雄序曰：“尚有《女科辑要》一书，世罕传书”，王孟英注中，更附以合信氏《全体新论》西学胎孕诸说。王氏以为“说理最精，并非虚揣空谈”，可见其对于西方医学已颇为采纳。
全书对女性经、带、胎、产的生理和病理，尤其是女科诸病的辨证施治作了较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其附以合信氏《全体新论》之西学胎孕诸说，经由张山雷先生对其进行笺证，既有肯定之处，亦有不同看法，从中可窥见先生中西汇通之理念，将西学之生理解剖活血活用到中医学术之中。如：先生对于传统医学中的“女子月事”和“男子施精”提出了质疑，“竟由太、冲、带、任诸脉而下，那不令人骇绝。试以西学生理求之，此身体结构自有隧道，方悟吾国女科书中，谈及怀妊情状，备极千奇万怪，喷饭者不一而足”。推崇需要仔细研习西学，“请细读西学生殖一门，然后知吾国医界名贤，固终其身未由悟到也”。
内科中风病因机制融洽中西
先生代表作《中风斠诠》，融古冶今，最多发明。《中风斠诠》为先生在张士骧（唐容川弟子）《雪雅堂医案·类中秘旨》的基础上，引证古籍，进一步发挥而成。张氏指出中风乃肝风自中面发，其病机为水亏木动，火炽风生，气血上奔，痰涎猝壅，即《素问》“血之与气，并走于上”之“大厥”重证。先生极为赞同，并进一步征引《素问》中有关“薄厥”“大厥”“偏枯”“仆击”等病证，以及“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热瞀瘈，皆属于火”等论述，说明本病在古代文献中的病名和病因病机；另一方面，又参合当时西医有关“脑冲血”的观点，遵古酌今，融汇中西学说，认为“《素问》明言‘厥’为巅顶之疾，一句道破直与西学所谓血冲脑经同符合撰。”又说：“《素问》有薄厥、大厥二条，固已明言其血苑于上，气血并走于上，今之西国医家定名为血冲脑经之病，只以实验得之，确是气火升腾，迫血上涌，冲激入脑，因而神经瞀乱，知觉运动顿失常度，扰乱及于何部之神经，即其一部肢体为之不用。”而使中风之病因病机昭然若揭。并根据中风证情，结合自己的多年经验，总结出治疗中风的八法：闭证宜开、脱证宜固、肝阳宜于潜镇、痰涎宜于开泄、气逆宜于顺降、心液肝阴宜于培养、肾阴宜渐滋填、偏瘫宜于宣通。其病机证治见解独到，对后世中风治疗影响深远。
临床针灸运用参合中西
先生对针灸经穴骨度亦有深入研究，在对《灵枢》《素问》《脉经》《太素》等古代医籍中有关经穴内容进行了比较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临床实际，汇通西学生理解剖知识并编写了《经脉俞穴新考正》。
针灸学限于历史原因，在涉及解剖学内容方面略嫌欠缺，先生结合西学生理解剖知识来对中医古籍中的一些错误和不足进行校正。如带脉俞穴考：“带脉交会之穴，只有带脉、五枢、维道三者，皆属足少阳经，分寸考已见前。其带脉之穴，在身之侧，腰中季肋骨下一寸八分，即足厥阴肝经章门穴 下之一寸八分，此处正当空软，内即两肾部位，推之背后脊骨，当在第十七十八椎间。《甲乙经》所谓足少阴之正，别走太阳，上至肾，出属带脉者，即此，然，非脊骨之十四椎也。”
同时先生认为中医针灸实践历久，西学生理解剖亦不能完全解释，不可机械套用。如认为中医学十二经络及奇经八脉，经络与脏腑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但不仅仅是血管的“实在行迹”“若必刻舟求剑，剖而视之，以验其行相如何，吾知古之人必无异于今之人”“手足肌肉之间，必无此十二条直行血管可寻”，用西方解剖寻找十二条经脉未果，“而嚣嚣然笑语吾旧学之荒诞”“殆无异于夏虫之语冰”。先生还指出“经络十二、八脉奇经，《内》《难》开其源，至今沿其绪，实即气血流行之经隧。初不知据何徵验，而分隶于藏府，剖别乎阴阳。则虽遍读医经，究竟莫明所以。来源未析，疑窦潜滋。是以解剖之学昌明，而是说遂大受维新派之攻讦。要之，显分藏府，于事实诚属难徵；而指定阴阳，于部位未为无据。况乎循经用药，寒热绝殊，按穴寻俞，险夷攸别。古今陈迹，效验昭彰。凡在医家，敢言无据。良由中土医经，溯源上古，几经表乱，残阙已多，致令西爪东鳞，莫能探源于星宿之海。所以经络之源委，俞穴之定名，依样葫芦，未由诠解。要之，诸经流注，如环无端，上下交通，内外递嬗，即证以西学之所谓发血管、回血管、大循环、小环循诸说，亦复息息相通，若合符节。岂能以无谓之讥评而谩与随声为附和乎！兹必备详其流注，考订其穴俞，于以见气血循行，确堪实指，病机变化，自有真源，可以参造化之精微，可以补西学所未备。”认为经络穴俞之旧说不可废，其实践历久，疗效显著，可与西学互补。
外科治要中西互通
先生业师朱阆仙先生精于疡科，先生深得其传，并悉心研究，取西药之长以济中药之短，在外治用药中创立了中西药结合的新方。如樟丹油膏，治游风湿注，黄水疮、脓窝疮等，脓水浸淫，痒不可两者。药用：锌养粉、东丹、凡士林、樟冰（量加）。同杵匀成膏，樟冰分两，须视痒之轻重，酌量成分。太多则痛，太少则病重药轻，亦复无效。此等证脓水极多，湿热之毒甚厉，脓水浸淫所及，即令痒瘙蔓延，四散分窜，并可传染他人，不可不洗涤净尽，挹干脓水，再涂此膏。疮重者，亦用棉纱轻轻缠之，一日一洗换。
并对西药药效有深入了解与介绍，并对中西两法之优劣进行比较。如锌养油膏条下云：“治大毒巨腐，脓水甚多，及湿臆顽疮，淹久不收等证。”“大毒腐化已巨，旧法薄贴，粘力太富，既不能收湿吸脓，而又罨满疮口，闭塞毒气，颇有流弊。甚至遏抑热度，秽臭难闻。西法是膏，其力量不过保护疮口，使不受空气侵袭，免染菌毒，初无化毒化腐效果。治彼之学者，固无不以为恒用之晶，丽万病一律，太嫌呆板，功效殊不足言。”“然棉纱棉花，吸收脓水，能令疮口洁净，不生秽气，是其所长，可以补旧法薄贴之未逮。”并提倡优势互补：“颐借用其长，以治腐烂数寸之大疡，即以旧法应用化毒化腐，生肌收口末于，量度用之，既能吸尽脓水，使疮口洁净，而复有化毒去腐之能力，庶几互济其美，呈功尤速。”这种中西互补无疑是先生一贯的中西汇通理念。
张山雷先生中西汇通思想对后世影响
张山雷先生除了是临床家、著作家外，更多的还是中医教育家。从某种角度讲，运用现代课堂教学来传播和振兴中医，就是其中西汇通思想的集中体现。先生的中西医汇通思想除表现在学术理论与临床诊疗之外，更深深的烙印在先生为兰溪中医专门学校精心各种教材讲义之中。兰溪中医专门学校先后共办学12期，毕业学生达600余名，分布在江、浙、皖、赣各省。这批中医人才不仅成为当地的医家，而且大多先后成为近代中医学术和教育事业的骨干。八婺地区后世的许多医家亦受其影响，注重“中西汇通，兼收并蓄”，形成了八婺汇通学派。如张兆智、许锡珍、黄乃聪、吴心禅、翁文教、方寿徵等多位均受其影响，并成为近代以来八婺医家的中坚力量。张山雷先生留下了自挽联：“一伎半生，精诚所结，神鬼可通；果然奇悟别闻，尽助前贤，补苴罅漏；孤灯廿载，意气徒豪，心肝呕尽；从此虚灵未泯，惟冀后起，完续残编。”激励着一代代八婺医家在中医的探索道路上勇敢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