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钱塘，今之杭州，自古便是家喻户晓的富庶之地。
经济繁荣，文教必然昌盛。杭州作为东南的政治文化重心，文人儒生如“过江之鲫”，而医、儒向来一家，“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大批科场失手、仕途失意的儒者弃笔从医。终于在明末清初，杭州医家云集，人才荟萃，一度成为习岐黄之术者向往的医家胜地。
钱塘医派青史留名
“钱塘医派”是指从明末到清代，以钱塘（今杭州）医家张遂辰为开山鼻祖，以张志聪、张锡驹为中坚人物，高世栻、仲学辂为传承代表，以侣山堂为主要活动场所，集讲学、研经与诊疗活动为一体的，以维护旧论为学术主张的医学流派。其阵容之强大、接触人物之众多，为中国医学史上历代学术流派所罕见。
“钱塘医派”之所以名留青史，得益于众多医者前仆后继的努力，更与“钱塘三张”——张遂辰、张志聪、张锡驹三人的突出贡献分不开。
卢之颐：论坛讲学开先河
若论论医讲学的发起人，当属卢之颐。
卢之颐生于明万历年间，出身杏林世家，自小就接受家庭熏陶，对医学颇有兴趣，
卢之颐少时多得名医的指导，对他影响最深刻的是他的父亲——卢复。
卢复是晚明“尊经”派的代表人物，主张医家应习《素》、《灵》、《难》与《本经》是第一要义。卢之颐受父亲影响，青年时代，便能以佛理、禅机入医学，深得医学之精髓。
在父亲未完稿的《本草纲目博议》的基础上，卢之颐用了18年时间，完成了《本草乘雅半偈》。从书中自序“武林诸君大集余舍”可以看出，这本书曾融会集合了当时名家的意见，卢之颐在家中论医讲学的热闹场面可见一斑。
卢之颐行医几十年，晚年双目失明仍不放弃研究，并口授心得给子婿，著《摩索金匮》。
张遂辰：尊经崇古创流派
和卢之颐一样，张遂辰同样是明万历年间生人，字卿子，原籍江西，后与父迁至杭州。
中国古代有句谚语叫“医者不自医”。先不论这个命题的真伪，但古代确有许多医者学医的源头便是为了自医。张遂辰也是如此。
《仁和县志》里关于张遂辰有这样一段记载：“少羸弱，医不获治，乃自检方书。上至岐鹊，下至近代刘、张、朱、李诸大家，皆务穷其旨。”张遂辰学医原是因为少时多病，便自学医书，探究医理，后来不仅治好了自己，为他人治病也屡屡见效。
张遂辰是“钱塘医派”的创始人，而“钱塘医派”的形成与风格定型，也与一场时代与个人巨大的悲剧分不开。
明朝灭亡之前，风流才子张遂辰沉醉于诗词文学，虽然医术精湛，但并未全力于医。
满清入关后，对江南的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了严厉的高压政策。清初三大文字狱，两起发生在浙江，大批士子遭屠戮。张遂辰与当时著名医家陆圻是好友，陆圻因卷入《明史》案受到株连，好友的悲惨遭遇使得张遂辰意志消沉，晚年他隐居杭州城东菖蒲巷，潜心行医，研究学问。他以善治伤寒闻名四方，各地前来求诊者无数，门庭若市，以致所住的巷子被尊称为“张卿子巷”。
张遂辰对《伤寒论》研究颇深。他首倡“维护旧论”，认为“仲景之书，精入无比”，所著《张卿子伤寒论》至今仍是研究伤寒学必读的经典。
他的弟子张志聪、张锡驹都继承并发展了他的学说，为恢复医经的原貌不懈努力，最终形成了闻名海内的“钱塘三张”。
钱塘医派“尊经维古”的学术特色，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必然的联系。文字狱盛行，幸存者皆噤若寒蝉，从此钻进故纸堆，埋头书本不问政治。于是求古、博古、尊古，乃至泥古，蔚然成风，对医学研究的影响，则体现在带动了尊经复古之风气。但“钱塘医派”尊古而不泥古，反而有所创新，却是难能可贵的。
张志聪：承上启下集大成
张志聪，后世称其为隐庵先生。他自称是张仲景的四十三世孙，因少年丧父，不得不弃儒从医。
张志聪先后追随张遂辰、卢之颐学医，尽得两位老师的真传，集众师之所长，对经典医籍的研究致力尤深。他一生勤于医学，理论基础深厚，医术极精。
张志聪年轻时曾担任粮道（督运漕粮运输的官员）的书吏，某一天粮道大人突患癃闭（现代医学称尿潴留，小便量少，点滴而出）。众多医生治不好，张志聪以补中益气汤投之，一剂便痊愈。
张志聪对《伤寒论》的研究最为深刻，不仅继承了先师张遂辰“维护旧论”的观点，还有许多独到之处与精辟见解。他奠定了《伤寒论》六经研究中的气化学说，认为不懂五运六气就谈不上研究《伤寒论》，他还提出《伤寒论》是以养护胃气为重要法则，对后学启发很大。
《伤寒论集注》是他研究成果的最终结晶，也是“钱塘医派”的代表作，对后世影响颇大。仲学辂充分肯定了张志聪的贡献：“凡阴阳气血之始出入，脏腑经络之交会贯通，无不了如指掌。隐庵之功，岂在仲景之下欤？”
张志聪还仿效老师卢之颐，创办侣山堂并论医讲学，盛况比卢之颐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培育了一大批医学人才，而且首创了集体探究医经、合力注释阐述的模式。花甲之年，他将其与学友同道、门生弟子在侣山堂探讨医理、讲论方药、钻研学术的内容，以医论、医话的体例撰写成了《侣山堂类辨》一书，至今仍是学习中医极有价值的读本。
他还用五年时间编撰了《黄帝内经集注》，注解屡出新见，给后世学医者深远启迪。
张锡驹：鼎力助师兄
“钱塘三张”最晚的张锡驹，与张志聪是同乡，又同为张遂辰的学生，虽然名气没有张志聪大，但其学术观点和老师、师兄一致，主张维护《伤寒论》原有编次。
张锡驹一生致力于《伤寒论》的研究，鼎力协助师兄张志聪编纂《伤寒论集注》。为了发扬张志聪“养护胃气”治伤寒的重要学术思想，他还著述了《胃气论》一书。晚年所撰《伤寒直解》基本上按照张志聪的《伤寒论集注》来划分章节，只是删去了伤寒例，并在书末另附《伤寒附余》1卷，以图发挥。此书文字通俗，朴质不浮，问世后流传极广，深为医家所重。
与师兄观点有所不同，张锡驹更强调《伤寒论》在临床中的指导作用，认为《伤寒论》是治百病的全书，而非仅为伤寒症治而著。这个学术观点，不仅在当时将“钱塘医派”的尊经思想进一步突出，而且对后世医家重视《伤寒论》等经典医籍的研习与指导临床的作用也产生了极大影响。
高世栻：花甲之年传衣钵
高世栻是张志聪的学生。他少年家贫，童年丧父，青年时代因科举不中转投倪冲门下学医。23岁开始挂牌行医，28岁那年患痢疾，自治、求医皆无用，最后竟然不治而愈。高世栻为此感慨自己才疏学浅，于是发愤再学，穷究医理。
高世栻听闻了张志聪的大名，就去投奔他。在张志聪门下潜心学习，一学就是10年。这十年让高世栻医术大进，此后每遇到一个病症，必定追究其根本，开方用药，已经和那些普通的医生不一样了。
高世栻在张志聪处获益匪浅，尽得张志聪的真传，因而对老师极为崇拜。高世栻一生追随张志聪，并不注重自己的著述，而是将毕生心血倾注到协助老师编注《伤寒论集注》。书稿未成，张志聪因肺病去世，此时高世栻已经62岁，他以年迈之躯，将《伤寒论集注》补写完成并印刷出版。此书文字浅明，得益于高世栻的功力。
高世栻延续了老师在侣山堂论医讲经的大业，并效仿《侣山堂类辨》体例，将讲学的内容整理成《医学真传》一书，其学术价值与《侣山堂类辨》不相上下，是“钱塘医派”论医讲学内容与特色的又一传世之作。
“钱塘医派”聚徒论医，开中医教育讲学模式之先河；追本溯源，竭力维护经典医学著作的原貌，在经典医籍的研究整理中能集众人之所长，可谓独树一帜；又精于临症、理、法、方、药的研究，遵循古训又善创新，凸显了讲学、研经、行医三位一体的医派风范。
从根本上看，他们尊古而不拘泥于古书，扭转了当时一意走捷径而庸医泛滥的社会风气，进一步推动了兼收并蓄、包容开阔的学习态度。现下的中医药学，想要发展就必须集继承与创新于一体，缺一不可，这无疑为当下的我们提供了前行的道路。
当然，“钱塘医派”也并非十全十美。但他们在对经典医籍的研究中所投入的时间、精力和人力可以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为了探寻真理，他们引经据典，探究辨析，前赴后继，持之以恒，这种刻苦严谨的治学态度，正是当下我们所缺少或还未做到的，值得我们和后世永远尊敬、学习和仿效。
